《資本的衝動》讀後有感 
四月四日,2015年
    近日讀畢香港人李偉才的《資本的衝動》,感觸頗多,願與諸位老師、朋友分享討論。《資本的衝動》討論的是世界主要問題,如貧窮、環境惡化和人們心靈惡化的深沉根源,作者的答案,簡單地說即是利益競爭資本膨脹。以下我將作者的論據,結合我自己的理解,向大家解釋。
 
    在古代,人類的活動以生存為目的,無論農耕還是游牧皆以自給自足。經濟活動主要是物物交換。這種物物交換雖然滿足了各自的需求,但沒有創造額外的財富(甲的一隻雞換乙的一擔谷不會令人們多了一條魚)。但自商業開始形成,商人低買高賣賺取差價,即產生了盈利。盈利的累計,形成了資本。由於商人本身並不從事生產活動,其生存取決於他利用資本賺取的盈利。因此,為了獲得更高的盈利,商人要不提高售價,要不降低成本,而他主要的選擇,即是降低成本。

商人的發展形成資本家,以一工廠為例,資本家通過工人的生產不斷累計利潤(工人的收入是資本家的成本-對其來說越低越好)。社會的財富經過各種商業生產活動向資本家積累,造成社會資源在社會成員中分配的差異。此外,自金融投資形成以來,資本家的收入開始脫離實體的生產活動(今天用一擔谷換甲的一隻雞,明天用雞換乙的兩擔谷)。可以簡單看出,由資本運作產生的盈利,永遠由出資的資本家佔有,也就是說,資本家越來越富有(想想千萬富翁1%的年收入增長和星斗市民10%收入增長,而且這比率在現實中往往是相反的)。那麼真正從事生產的人呢?從事生產的社會成員的財富是否增加,取決於其與資本家的在資本運作鏈條中的距離但相對(資本家與生產者)來說,生產者的財富增長永遠較小。隨後的國際貿易發展,帶來跨國界的經濟活動,生產者與出資者變為生產國與出資國,雖然資源交換的價格為兩國認同,但交換後資源的增值卻大大不同(想想非洲的農民種植棉花卻沒有收入購買衣服)。

一國之內,富者愈富,貧者愈貧,差距過大,就會產生政治的革命,為了避免革命,往往有財富的二次分配,即稅收和社會福利。國際之間,富國愈富,貧國愈貧,則會發生戰爭,為了避免戰爭,往往有國際援助。國內與國際的貧富差距擴大雖然可以通過這些途徑緩和,但這緩和後的人類社會發展,仍然面臨自然環境的限制。

我們的任何生產活動,都以自然資源的消耗為代價,而隨著技術的發展,對資源的消耗速度越來越快,特別是對不可再生的金屬等資源。另外,擴大後生產活動帶來的環境污染也越來越嚴重。比起人類社會財富不均的緩和,我們人類發展與自然界矛盾的緩和要困難得多!

為什麼我們人類的發展總以物質為標準,我們對生活的享受,難道僅僅建立在物質至上嗎?比起過去(在人類生產以滿足自身生存為目的的時候,消費者即是生產者本身)由於生產者只位於生產鏈條的一小小環節,生產活動帶來的滿足感和自豪感大大降低。機器式的重複工作並不實現自身的價值,因此,自我價值的體現方式,變成了消費。

因此,作者總結,世界深層次矛盾的根源,在於資本的衝動。以下,我想談談我對這個問題的看法。首先,我想談談我的擔心。

先看中國。我國的經濟發展有目共睹,這種經濟快速發展帶來的一個問題,是它的速度,超過了我們文明的發展速度。李偉才所指的“資本的衝動”,在“非資本主義”的中國顯然易見,而我擔心,對於中國,更大的問題是“人心的衝動”。中國是僅存的古代人類文明,繁衍至今固然有偶然因素,但這個文明自身的社會組成和文化是她延綿不絕的一大原因。發展至今,舉目四望,哪裡還有年輕人尊崇傳統文化。年輕人要不被生活挾持,以難以獲得理想的生活為藉口庸碌無為,窮可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的古訓成為宣傳口號;要不甚至消極厭世,終日以吃喝玩樂為生活唯一目的(且看手機裡年輕人發布的信息)。再看整個人類文明。縱古觀今,人類發展呈複式增長(指數增長),而不少科學家、人類學家都指出,我們正處於爆炸增長的臨界點,我擔心的是,隨著這種增長,貧富的不均再不能依靠政府和政府間的緩和,社會矛盾、國際矛盾愈演愈烈,革命戰爭一觸即發。同時,節約資源的技術滯後與環境的惡化(由於環境的惡化本身存在滯後性),人類發展終將到達自然的極限,整個文明將可能面臨毀滅性的自然災害。

那麼,我們應該怎麼面對呢?

我學習農業發展,因此先從較熟悉的專業來談。首先我認為,農業的目的在於滿足人類生存的需要而不是生活的需要,糧食不能自足的國家(比如大豆之於中國)應以滿足自身糧食供給為要,滿足工業生產原料(如橡膠)和高附加值作物(如反季節水果)為次,並將生產這些經濟作物的外部成本納入售價。第二,農業生產的發展應以包括生態環境成本的能量(比如碳氮的排放和固定)效率計算而不應以經濟效率計算。第三,社會應該形成珍惜糧食的文化氛圍,不應浪費糧食。第四,飲食文化應以健康生存為上,不應該鼓勵大魚大肉(不僅對健康不利,也對環境不利)。政治上,社會內部應該形成討論,研究如何避免經濟制度帶來的惡果或改變改變經濟制度。由於國家間的利益捆綁和作為人類文明的公平成員,應該形成放下國家利益而以整個利於人類文明為目的的合作。最主要的,是人心的轉變,由物質發展轉變為智力發展。對於每個人而言,生不帶來死不帶去,生命是一個結果恆等於零的算式,物質的加加減減在死亡一刻終將歸零,但智力的進步,卻能留下恆久的光輝。

這才是最好的年代,這才是最壞的年代。

 

 

附,書摘:

——大自然提供了物質基礎(創造價值的條件),但人的勞動才是價值“從無到有”的源泉。

——要看清時局的真象,打破這種學術界的制宰是第一步。

——記得上述的勞動本質上都是工人在“自由時間”中進行的。這些事件原本可以用來享受天倫之樂、與鄰居和朋友交往、親近大自然、或進行各種康樂體育甚至文化創作的活動。但這些時間都被資本主義生產模式所剝削了。在今天,不但是“藍領”階級的工人,就是連“白領”的工人,每天都拖著疲憊的身軀到太陽下山很久很久之後才回到家中。對比起“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古人,也考慮到今天社會的富裕程度和科技生產力之高,這不是一個莫大的諷刺嗎?

——愛因斯坦曾經說過:“宇宙間威力最大的東西便是複式增長。”

——此外,當我們每天都拖著疲累的身軀回到家裡,而吃過晚飯已經接近應該就寢的時間,我們還有什麼時間和精神來享受天倫之樂和追求高素質的文化生活呢?結果是,我們只能透過大量庸俗和無聊的娛樂節目(對資本家而言當然又是一盤生意)來放鬆及麻醉自己(在以往主要是電視與八卦娛樂雜誌,今天的年輕人則沉迷於網絡世界……)。不用說,愈是出於社會底下階層的人(特別是要做多分兼職才可維持生計的人)這種情況便愈是嚴重。

——簡單而言,資本逐立本身便包含著一種不可消除的矛盾,因為在市場交易領域,利潤只能來自產品得以銷售,所以生產規模不斷擴大的同時,社會的整體消費亦必須不斷擴大,否則產品無法售出以圖利;但在生產領域,利潤只能來自剩餘價值的攫取,所以在追求“利潤最大化”期間,工人階級的收入在整體經濟中所佔比例只會下降,而他們的消費力必然無法趕得上生產規模的擴張。結果是,消費不足或生產過剩必然經常出現,而每一次危機的“化解”只會為下一次更大的危機鋪路。

——經濟的發展本來便是為了滿足人們的消費需要,但我們今天從新聞報導之中,卻往往聽到“消費疲弱會影響經濟”的說法。零八金融海嘯之後,當時的總理溫家寶更提出“必須擴大內需以保持經濟增長”的指示。而最令人驚訝和慨嘆的,不是這些顛倒的“道理”本身,而是所有人都覺得這些說法是毋庸質疑和理所當然的。

——大家可能沒有想過的是,除非發生特大的天災或文藝,在歐洲人未抵達和進行殖民掠奪之前,世界不同民族的經濟發展雖然各有差異,但基本上豐衣足食生活無憂(統治者的咬破和剝削當然長期存在)。但在歐洲人抵達之後,除了掠奪土地和迫害原住民之外,他們更會將當地原本多元化的自足經濟摧毀,而強制推行適合他的市場經濟的單一發展模式(農業上稱為monoculture),其中例如某個殖民地主要種植棉花、另一殖民地主則種甘蔗、其他的則分別種香蕉、茶葉、煙草、可可豆、橡膠等等。當然,另外一些殖民地則主要負責開採礦物如鐵、錫、鋁、黃金、鑽石、煤、石油等。

——亞里斯多德早已指出:“人不是理性的動物,他是將一切也合理化的動物。”

——尤有甚者,資本主義全球化就是將“圈地”、“無產化”和“財富高度集中”這些發展趨勢延伸至時間上每一個國家。結果是將“中心”與“邊陲”的關係在不同層次複製。例如在中國,沿海城市成為了“中心”,內地農村則成為了“邊陲”;而即使在大城市如上海和北京之內,亦出現了“中心”和“邊陲”的分野。結果是,這些發展中國家的權貴階層是“富者愈富”,但廣大的勞動人民則是“貧者愈貧”,印度和巴西等國家裡的龐大貧民窟,以及愈來愈多在上空越過的豪華自認噴射飛機,便是最好的見證。請想一想,這樣的全球化可以帶來和諧、穩定和世界和平嗎?

——法國的普魯東是這種思想的奠基者,因為他認為國家機器與資本家是壓迫的共同來源,要體現公義便必須取締國家。

——從更宏觀的角度看,在人類數千年的帝制理事長,“政治權利”的世襲被視為理所當然。按照現代社會的核心價值,者當然不能再被接受。同理,“經濟權利”的世襲在今天仍被視作理所當然,但就筆者看來,這種世襲也將於不久的將來被送進歷史的垃圾堆裡去。

——今天,我們不斷強調年輕人要有創意,然如果這些創意只是用於設計出更多吸引消費者不斷消費的廣告、令更多人沉迷終日並且充滿色情暴力的電腦遊戲、更多鼓吹不勞而獲和令人目眩的衍生性金融投資(投機)工具、甚至令企業可以如何逃避稅的新穎財務安排等等,則這些創意我們寧願不要。我們真正需要的創意,是如何進行“制度上的創新”,以締造一個和諧昌盛的社會。

——有人以為“增長的終結”便等於文明的終結,這當然大錯特錯。正如一個人在成年後不再長大長高,但他在知識、經驗、思想、智慧方面的增長卻沒有停下來。

——且讓我們聽聽經濟學家凱因斯是怎麼說的:“創意、知識、科學、友誼、旅遊……這些東西在本質上應該國際化。但只要不至帶來很大的不便,各類貨品應該盡可能在本地生產。而最重要的,是金融的運作,應該大致限於一國之內。”

——事實上,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盛行的“社會達爾文主義”,便是右派學者提出並用以支持社會階級秩序的一套理論。大部分人有所不知的卻是,這一理論嚴重地偏離了達爾文本人的思想。且看達氏本人是怎麼說的:“如果窮人的苦況並非源於大自然的定律而是來自我們所建設的制度,那麼我們便罪大惡極。”

——對於過分強調競爭的現代文明,愛因斯坦做出了如下深刻的批評:“在經濟及政治領域,指導原則都是不擇手段淘汰別人以成就自己。這種競爭的心態甚至延伸到學校之內,並對彼此友愛和合作的精神造成破壞。成功已不再來自對勤奮和深思的熱愛,而是來自個人野心的體現和對失敗的恐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