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農業的回歸:小農經濟還是“小農非經濟”
二月二十六日,2017年
    可能由於經濟增長減速,環境問題日益突出,大量農民工遊走城鄉中間的複雜原因,這些年國內出現不少回歸小農社會的聲音。今日讀畢北大國際發展研究院姚洋教授關於小農經濟一文,更是發覺這類的敘述難見全面,甚至存有謬誤,故此斗膽一述管見,以圖避免可能存在的誤解。
 
    姚教授首先整理小農社會的歷史起源,並試以“小農的單位面積產量是高於大農場的”推論小農在人多地少的東亞“長盛不衰”具有歷史合理性。接下來,作者提出小農的第一優點,即由於小農家庭需要預測市場、計劃生產,同時靈活把握消費支出,催生了大量擁有社會技能和經驗的人才。第二,小農社會還能促使“無剝奪的積累”,實現低成本的工業化。最後,作者指出不能拋棄小農經濟的實際原因,即因我國人多地少的國情無法實現大規模的農業經營或商業化,還指出“指望通過農業發家致富很難,世界上還沒有先例,而在中國更不可能。”
 
    以下按點分析姚教授文章論據:
 
  • 農業若以產量評估則還需考慮成本投入
    小農模式籍由農民精耕細作,在風調雨順的情況下的確常較大農場有較高的單位面積產量。但且不論小農對農業威脅最大的自然災害常難有抵抗能力,其較高的單位面積產量背後也往往帶有更高的投入成本。比起大量使用機械的現代化大農業模式,小農生產所耗工極高,由於使用機械在小地塊操作的效率不高,小農模式下的農民需要使用人力完成各種繁重的農事。其成本更在於所耗費時間的機會成本,即與其務農,將時間花在別的行業上可能賺取的更高收入。況且,這耗工耗時的農業生產,換來的只是相對大農業更高的單位面積產量,距離實際的收入,還隔著怎麼銷售產出的問題,因此多少小農由於缺乏銷路而無可奈何將辛苦數月的產出賤賣甚至直接放棄收穫。所以,要說以單產論,農業還需考慮成本投入,農民棄鄉遠走城市務工,就是最現實的寫照。
 
  • “人多地少”並不意味小農具有絕對優勢
    我國和日本等東亞國家類似的客觀情況,或許的確在於“人多地少”的國情。然而這“人多地少”,並不是小農生產優於大農業的充分條件。誠然,東亞國家大多由於“人多地少”發展出以家庭為單位的小規模農業生產模式,然而,隨著工業的發展,不少利用機械完成的工作具有更高的效率,由此創造出的社會財富也更多,這些工作往往也能提供更高的收入。“人多地少”的東亞四小龍和現在的中國不都是由釋放農業勞動力向勞動密集型的初級工業生產發展起來的嗎?在工業化進入科技化的現代,任何生產活動的人力效率越來越高,豈不應該進一步發展現代農業釋放更多的勞力,一方面提升農業的效率,另一方面利用釋放的勞力生產更多的社會財富嗎?
 
  • 比起人才,小農生產的難度催生更多的是貧苦的農民
    就算按照姚教授不論社會發展機遇的偶然因素,若說小農模式在生產消費上的難度催生了“大量”人才,怎不見西方國家的大企業家有什麼小農背景,反倒是國內數百萬計的貧困的農民家庭?小農模式下生產者數量眾多,難以獲取全面的市場情況,因此常常在農產品銷售鏈條上處於遠離消費的一端,獲利往往只佔零售價格的極小部分。而且由於難以協調統計,難以避免會出現由於盲目跟風造成的生產過剩和價格崩塌,最後血本無歸。也正如姚教授所說,由於在面臨不確定性時風險較大,在投資消費時難度也極大,常如賭博,若不是盆滿缽滿,就是血本無歸。也因為這樣比起那些“大量”的社會人才,百萬小農出身的農民仍過著貧窮的日子,而那些“社會人才”則脫身農業。
 
  • 中國的工業化靠得就是大量農民放棄小農進城進廠工作
    南非的學者不熟悉我國的工業化歷史,認為小農經濟支撐其發展尚可理解,但大多中國人都了解工業發展初期農民通過放棄農村戶口入城進廠打工的歷史吧。而那些現在仍未放棄農村戶口的農民工,大概也會對他們“對工資的要求往往較低”有無限感慨。我國的從農業化向工業化轉變的發展速度之快,的確可算世界鮮有,究其原因,要說“人口紅利”倒不如現實地承認那是由於大量勞動力湧現而互相競爭失去議價能力的“低人權紅利”。看看春運時多少不被城市接納而拎著大包小包擠火車返鄉的農民工和那些從事城市角落從事底層工作,落下老人孩子的男男女女,大概就無法睜著眼睛說出“工業化沒有讓農民流離失所,變成城市貧民”和“以小農經濟為主導的東亞各國實際上都沒有太多的貧民窟”的話了。
 
    接下來我想借姚教授最後關於“世界沒有靠農業發家致富的先例”一說,談談所謂中國農業的回歸,重新建立小農模式的基礎,到底該不該是小農經濟。
 
    這幾年,日本也流行起關於小農模式生產的討論,他們的經濟學家藻谷浩介和幾位日本放送協會的記者出版的《里山資本主義》一度成為日本的國內暢銷書,請讓我結合其中“打破百年依賴金錢的經濟常識”提出的里山資本主義闡述我認為的“小農非經濟”模式。
 
一、“小農非經濟”的人文關懷
    “里山資本主義“的精華之一,在於將籍由貨幣的等價交換部分取代為“無法用貨幣換算的以物易物”。藻谷教授借考察時收到日本農民贈送的刻寫有感謝語句的南瓜,闡述無法計價的禮物帶來的人文聯繫。我以為,我國從前的小農社會也帶有不少類似的交換,並形成了“睦鄰友好”、“遠水救不了近火”的注重人與人關係如費孝通先生提出“差序格局”搬的網狀人際關係。正是這種鄰里協助、相互關懷的人際關係,幫助中國的小農社會在遭受自然災害時分擔損失撫平創傷。同時,這種以物易物的交換常常發生在社區內部,使得資源就地消費循環,因此不像為了外部市場而生產“小農資本主義”一樣難以協調生產造成生產單一且過量而滯銷浪費。“里山資本主義”精華之二在於對比較優勢形成的專業化提出挑戰。現代經濟學提倡的專業化生產成為社會分工的基礎,就現在的發展不難看出,其結果是將人們的工作具體細化為“生產鏈條的螺絲釘”,每人只專注於生產的單一而重複的環節,隔離其與成品的聯繫。這樣的結果不難見諸於現代社會人們心靈上的空虛。相比而言,小農社會或里山裡的農民因身體力行各項生產的多重環節,可以從生產過程中得到更大的個人滿足感。
 
    因此,綜上所述,小農社會並非能用現代“經濟學”衡量的社會,這種“小農非經濟”社會不但能在個人層面獲得精神上的滿足,更能形成社群內部人際的和睦關係。
 
二、“小農非經濟”的自然可持續性
    比起現代化的大農業生產模式將其能源需求依靠化石能源提供,小農的生產模式主要依靠農民的體力勞動。雖然如我前述,這種勞力勞動耗時耗工,若能在“非經濟”邏輯的社群合理報酬,是比消耗大量造成外部環境效應的化石能源更可持續的生產模式。這種規模生產的代替方案也是“里山”的最後精華。現代化的農業生產,乃至工業生產,依賴大量只計開採成本的化石能源,將能源消耗的真實成本大量外部化,造成物質豐富實質破壞環境的社會假象。這種的環境的危害,不僅影響範圍廣闊,更會形成難以短期恢復的生態改變,正如看似遙遠但影響日漸顯現的全球氣候變化。“小農非經濟”的模式充分意識到化石能源成本的不可計價性,通過取而代之的人力勞動,拉近人與生產的關係,重新意識物質消費的真實成本,從而形成節省資源、回收資源的可持續發展模式。
 
    依靠農業之所以難以“發家致富”,之所以沒有國家依靠農業發展,正是因為發展的定義取決於“經濟學”的邏輯,要致“富”。倘若想重新審視小農社會,則需要放下“現代金錢經濟學”的有色眼鏡,發現其中人文和生態上的價值。即便如此,讀者也許仍難免質疑,這樣的所謂“小農非經濟”模式是否實際可行。當然,在我們對生活的要求日漸提升的今天,要極端地將所需完全“以物易物”、人人從事各項生產、並將一些複雜的生產過程以家庭為單位完成是不現實的,但倘若認識到現代以經濟為依歸的發展模式面臨的人文和自然的困境,就應該有改變的勇氣。的確,我們生活的物質質量也許下降,但就像魯迅曾說的“在好地獄,人們還知道自己是在地獄,所以想改變地獄,但在偽天堂久了,人們就習慣了,並以為已經是在天堂”,是活在“偽天堂”還是“好地獄”是需要我們思考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