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公共衛生到農業,為什麼技術解決不了全人類生存的基本問題 
四月十五日,2017年
       近日友人在臉書推薦一篇題為《為什麼單靠科技永遠解決不了窮人的衛生問題》的文章(受作者Riley Mulhern授權,原文翻譯附於),話題雖然圍繞公共衛生,但多處引發我對農業領域的共鳴。對等於衛生領域的太陽能廁所或紅外線消毒裝置等科技,農業的熱門科技當屬轉基因技術了。同樣,在我看來,靠轉基因技術是無法解決飢餓和農民貧困這兩個人類生存在現代社會的基本問題的。
       轉基因技術得以開展原因之一在於解決現世的飢餓問題,同時也為了滿足日益增長的人口的糧食需求。技術的提倡者往往套用經濟學的滴漏效應,認為飢餓的原因在於糧食生產不足,即增加糧食產出則能解決飢餓問題。但是,即使增加農業的產出或許可以通過直接的糧食援助緩解飢餓問題,但就全球而言,推動農業的發展的主要動力並不是解決飢荒(儘管科學家和農業官員們以此為依據),而是人們對美味的慾望。在研究了全球土地利用變化後,Eric Lambin和Helmut Geist發現新開墾的農用地主要種植用於飼料作物如玉米和大豆,而非直接供人食用的糧食(家禽中蛋白質轉化率較高的雞也需要從飼料獲取4倍於產出的蛋白質,而肉牛則是54倍)。而玉米和大豆,正是最廣泛種植的轉基因作物,因此,以轉基因技術的實質原因並不為解決飢餓問題。
       在其所著的《轉基因作物和農業發展》 (Genetically Modified Crops and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中,Martin Qaim從經濟學角度分析認為轉基因作物能增加農民收入,促進農業發展,進而支持轉基因技術。誠然,若農田裡的結果如農資公司宣傳的那樣能讓農民的產量增加而成本降低,在農產品田間收購價不變的情況下,農民的經濟狀況或有改善。的確,在少數農戶掌握大量糧食產出的賣方市場中,產量的增加往往能提高收入,但對貧農來說,面對的則是數量眾多但各自產量都偏低的買方市場,產量的增加反而可能增加競爭,使穀賤傷農,讓增收的利益被下游的農業公司壟斷。
       這樣的分析當然有許多還需依據具體情況仔細討論的地方(比如也有轉基因的水稻和因轉基因增收的農民),但這些的討論並沒有脫離Mulhern文中提及的固有思路,即問題的持續是因為技術的不完善,因此開發更新的技術就能解決問題。這樣的思路於權貴們正中下懷,好讓他們繼續以科學問題掩飾處於根源的政治和經濟問題。
       從我們日常的生活和媒體的報導中,不難發現現世的飢荒主要是源於社會保障的缺失(對城市裡的弱者如離鄉別井的農民工而言)、戰爭和動亂。「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描述的相同自然環境中的人們截然不同的境遇自古不曾斷絕的原因,不是農業產量還不足夠,而是資源的分配權壟斷於少數人手裡(一國之內和國與國之間皆如是)。險隘的政治家鼓吹人以國籍、省籍或種族區分的思維,(利用歷史事件偷換極權與平等的概念)散佈平等必然導致衰退的恐慌,限制人們移居,公平地分享自然資源。
       依靠技術緩解小農貧困的想法同樣沒有跳出農民為何貧困的固有框架。在這樣的固態的思維下,小農是環境的保護者還是破壞者的問題曾困擾我許久。的確,小農的生存(或生活)需要改造環境,但他們也因此最依賴環境,不應該破壞環境。這種困擾在跳出農民以環境為代價的現世制度性思維後迎刃而解。首先,固有的思維認定農民應該是專業化的,即營造出其生存除食物(甚至是除其種植作物外的食物)外皆需要購買獲得,因此收入直接與生活水平掛鉤。其二,固有的思維也預設增加收入的途徑必須是通過增加產量或改善品質,即農民增收必然造成對環境的更大破壞,因此營造出小農生活條件的改善同環境的保護存在必然矛盾的假象。放下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前設條件後,就能審視農產品價格的合理性和農民在農產品價值鏈應處的位置。通過將環境成本和人文收益計入價格,小農生產的農產品就能有體現出其真正的價值,同時,農民(和消費者)就能獲得同中間商平等的價值鏈地位。只有建立這樣的價格體系,小農的貧困問題才能得到真正的解決。
       要從政治和經濟的根本上解決全人類在現代社會生存的基本問題,從上可見,首要的障礙是人們思維的凝固和犬儒。現代社會不僅職業極度專業化,知識及其世界觀也趨於狹窄。長期的單一專業的學習和在社會機器中螺絲釘式的工作使人思維固化,其暗含的哲學(最基本的即是其職業對社會有利起碼無害的前設假定)也使人難以理解甚至容忍異己的聲音,更不可能全面地分析社會各方面的權衡。關於農業領域的此等趨勢極其明顯,不少自認為受過高等教育,接受過科學訓練的專業人士好以狹隘而深奧的專業知識闡述技術的安全性,卻忘記其涉及社會的受益分佈一面。此外,人們在義利矛盾上犬儒的不作為和不敢為更加固了現有的趨勢。在農業領域,不少支持現代化技術的人士堅稱,儘管這些技術有潛在的危險缺陷(如對環境的破壞和技術成果分佈的不公),由於放棄的話將喪失現有的物質生活水平而苟且待之。
       無論農業還是公共衛生,儘管新興技術或能滿足社會弱者的需要(但更多是迎合權貴的欲求),但在政治和經濟制度強化的固有思維下,技術的開發和維持的資源始終掌握在少數人手裡。造成現代社會仍存有人面臨生存挑戰的,不是技術的缺失,而是社會制度的扭曲,因此解決人類在現代社會的生存問題,不能只依靠技術,還需要召喚有人性的社會制度。
(攝於菲律賓伊富高)

[1] 為什麼單靠科技永遠解決不了窮人的衛生問題  
翻譯:姜瀚原
 
       今天,「仍然」一詞似乎帶有一絲控訴的意味,這能從世界衛生組織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WHO/UNICEF)聯合監測項目的《全球衛生設施2015年度進度報告》 (2015 report on global progress in sanitation) 中感受得到。這份報告提醒著我們「二十四億人至今仍然用不上衛生設施」,是的,仍然。我們人類已經抵達過月球,研發出了核彈頭,也能用無線網絡與世界任何地方通信了,難道每個人還不應該也能有個廁所嗎?
       有種想當然的觀點認為科技的水平象徵著人類的進步,而這樣的進步也必將引領我們至偉大和美好的未來。我們不能寄望於寬帶和智能手機消滅全球貧困嗎?又或者,利用太陽能將排泄物轉化成生物炭的廁所和通過紅外線對污泥消毒的機器不自然也能減輕貧民窟疾病問題嗎?
       問題在於,要是以科技的複雜程度衡量人類進步,我們就會難免帶著一個犬儒的幻覺生活,總以為我們進步的方向是正確的。正如修馬克 (E. F. Schumacher) 所說,「現代科技並沒有太大的問題,只是還不完整。讓我們使它完整吧」。
       「仍然」一詞在向我們說明,儘管科技實力再大,我們人類與其關係「仍然」有誤。之所以科技進步沒能帶來免除貧困和疾病的世界,並不是因為硬件的不完整,而是因為人們分享科技成果的制度仍然不平等也不公正。要是想減小聯合監測項目下一次報告的數據,我們就要放棄依靠漫無邊際的技術手段,而將進步放在公義的維度上重新定義。
       依靠科學解決社會中最棘手的陰暗面的想法最先起源於科學出現進步的十九世紀。托马斯·赫胥黎(Thomas Huxley)和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等人最先在社會和哲學領域推崇達爾文式的想法。儘管社會底層的問題跟科技的欠缺毫不相干,他們仍詭辯這些問題能通過專屬於白人男性的科學解決。當斯宾塞在1864年對「適者生存」這個充滿明顯的種族主義內涵的概念下定義時,他自大地預言了人類的完美終極。
       現代化的發展過程就是這種空想的人群例外主義(human exceptionalism)的當代寫照。只不過,現在,這種理論還打起了「人道主義」的幌子。「物競天擇」(survival of the fittest)已經逐漸變形為「人競尊擇」(survival by the fittest)。那些掌握權貴的「尊者」將科技像一張鍍金的入場券一樣派發給窮人和貧民。在都市衛生領域,依靠新的科技成果挽救普羅大眾的想法尤其盛行,跟達爾文[2]和斯宾塞的想法同出一轍。
       1842年,被看作英國公共衛生奠基人的埃德溫·查德維克爵士發表扭轉了公共衛生領域的《大英勞工衛生狀況報告》,其中他提出出一個疾病和環境狀況的科學聯繫。在那個疾病肆虐於都市貧民並以宿命論解釋的時代,查德維克的論述被稱為「衛生理論」,它開啟了利用科學處理公共衛生問題的新時代。
       然而,查德維克理論的問題在於它仍受當時的種族主義和帝國主義的意識形態限制。查德維克將窮人與史前時期的穴居人類比,並以窮人自身來解釋他們的周遭。在1889年十月八日,查德維克在國家衛生研究院演說,講到「我們關於最早人類獨居於骯髒之所的認識是來自於早期洞穴的遺跡……(他們像)奇怪的野獸和骯髒的窮人……(這些遺跡)在南美和中非部落仍有發現」。他還說到,「(人類的落後狀態)正被文明的進步改善,由科學指引且有智慧和力量的優等階級必將最有利於那些能群聚在一起,同家人共居一室的群眾」。
       查德維克對衛生發展的歷史一概而論,認為在他所處的時代以前,所有的文明都是骯髒、腐敗而不衛生的。在他眼中,這些文明都缺乏衛生設施,也沒有科學技術可言。這樣的歷史觀使我們蒙蔽於社會不公的現實而沉寂於技術優勢的洋洋自喜之中。今天,我們跟查德維克一樣, 沒有意識到不論那些文明古國技術上的水平,富人與窮人在健康和衛生領域的斷層一直存在。
       比如,簡單如茅坑、沖洗馬桶、排污渠和下水道的技術在古羅馬早已存在,足夠給當權的人提供基本的衛生條件。帝國的水渠系統給權貴提供足夠的用水以洗浴和清潔,他們在鋪有大理石地板的廁所裡解手,然後讓奴隸清潔或是沖進著名的馬克西姆渠道(Cloaca Maxima)裡。同時,考古發現表明當時馬克西姆渠道附近的貧民區堆滿了污泥、排泄物和屍體。受這樣的衛生條件影響,窮人的嬰兒死亡率極高,使古羅馬人的平均壽命僅有大約25年。
       兩千年後,衛生技術已經大幅進步,但這些技術的在受惠者上的斷層仍陰魂不散。雖然一些衛生設施的投資在權貴所處的社區擴散,仍然有二十四億人缺乏基本的衛生條件。
       儘管新技術不斷突破,但能受惠的人從不曾改變。現在,不少人開始意識到這一點。旨在提供清潔用水的國際公益組織WaterAid的一位衛生顧問Remi Kaupp寫道,「能對能連接到水源的水龍頭和能沖洗到下水道的馬桶改進的並不多……達到公共的用水和清潔的目標所缺的東西眾所周知,而且毫不炫麗」。
       只有當我們能終於意識到解決問題的辦法並不新穎時,我們才能放下依靠研發新硬件技術的想法轉而思考改造社會的途徑。這首先要求我們深思當下的社會制度。我們能在另一位19世紀的公共衛生改革者中發現這樣的共鳴。正當查德維克大談上層階級的聰明才智時,亨利·利特爾約翰爵士正在改變著蘇格蘭人看待貧困的態度。作為愛丁堡警用外科醫生,利特爾約翰在1865年發表了一篇類似於查德維克所著的報告。《愛丁堡衛生條件狀況報告》利用多年在各市區內死亡率的統計探討疾病與貧窮的關係。與查德維克不同,利特爾約翰得出了截然不同的結論。
       「富人並不感到愧疚」,利特爾約翰解釋說,「他們的慾望能被一股股時尚潮流滿足,他們也任由一大群窮人生存在健康的基本訴求都被無視和無助的狀態……在愛丁堡窮人用水的問題上,我們應該感到罪過,並對他們骯髒和被忽視的狀態負有主要責任」。
       利特爾約翰對查德維克關於進步能給窮人帶來改變的論調並不買賬。他反而以長期存在的多重的不公看待所謂的「衛生理論」。然而,時至今日,那些用心良苦的研究者、政策的制訂者和慈善家仍然跟隨查德維克的老路,以寄希望於資助發明、建立實驗室來用所謂的才智解決問題。
       難道我們就不能坦承技術無法解決不公嗎?難道就不能承認我們作為救世主的想法實際上使我們脫離了問題的真正所在嗎?只要我們一天不能這樣反省,我們就永遠在保持歷史的固有循環,將現代發展推向我們自欺地以為自由,但實際危險的帝國主義。
       比「環境公義」的概念成為主流思想早了一個世紀,利特爾約翰在當時就揭露了公共衛生問題作為環境公義的本質,即都市中的貧困、疾病和衛生設施的缺乏是這個社會對環境惡化後果的不公正分擔的漠視。換句話說,並非所有的社會成員獲得同等的公共服務,畢竟,保護公共健康靠的是公共服務而非高新科技,而這種服務的缺乏才是疾病在貧民區橫行的原因。因此,我們或許能把「衛生公義」定義為城市應該平等地提供衛生服務給全體成員,不論種族或社會階級,使疾病不再在窮人中肆虐。
       幾個初創的組織,比如肯尼亞的Sanery、海地的SOIL和秘魯的x-runner已經開始這樣的實踐。利用再簡單不過的技術,如密封桶和堆肥,他們成功地創立了能在貧民窟衛生地收集排泄物的同時也創造工作機會的運作模式。儘管仍有不少入工人安全和廢棄物處理的問題,清除茅坑也正在非洲的貧民窟成為可行並不斷增長的營生。這樣的事情比研發技術突破來得更實在,因為它創造了前所未有的提供基本服務的可持續模式,並致力於為這些長期處於停滯狀態的社區服務。
       當我們建立起這些以平民為對象的服務系統,主動地滿足窮人的需求,那麼我們才能真正地享用科技進步的成果,因為我們將科技回歸到了作為社會公平運作的工具,而不是空泛的幻想。那時,科技將能為公義服務,而不是取代公義,我們也才能說做到了真正的進步。
 
  
 
 

[2] 譯者注:達爾文本身並不認同社會達爾文主義,他曾在《小獵犬號航海記》中寫道「如果窮人的苦況並非源於大自然的定律而是來自我們所建設的制度,那麼我們便罪大惡極」(If the misery of the poor be caused not by the laws of nature, but by our institutions, great is our s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