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全球背景下的伊富高文化價值
在此章中,我試圖將前些章節介紹的伊富高文化的變化跟現在全球範圍內盛行發展趨勢聯繫起來並做分析,也跟讀者分享一些我對此的看法。這樣的目的並不是為了評判伊富高文化變化的優劣,而是為了將其放置於國際發展的背景下,比較以發現伊富高文化真正具有保留價值的部分,和那些值得伊富高外的人們在自身社會發展過程中值得參考的內容。
 

7.1        經濟變化

 
現在的伊富高,大部分農民已不再去山坡地耕作,更不用說上山收集木材或打獵。跟過去的農民相比,他們花在稻田裡的時間也少了。儘管如此,他們的產量由於農業的改變並沒有減少太多。對於種植雙季新品種水稻並施用化肥和農業且使用機械的農民,他們的產量更是大大增加了(第二章)。考慮到這些,伊富高按單位工時產量計算的農業生產效率實際上大大提升了。
 
雖然生產資料,土地,仍可在家族中繼承,但佃農制度正從一個讓無田產者得以糊口的機制讓位於一個供少數人整合田地集中專業生產的途徑(第二章第四章)。這些農田的租戶也開始向地主要求分配更多的田產,以保持他們繼續生產的利益(第四章),而別的被逐出農田的人也開始專於從事別的營生。同時,低效率的小塊梯田正逐漸被丟荒 (第四章)。
 
隨著這些變化發生的是許多家庭的自給自足能力不斷降低。那些專業種植水稻和專業在山坡地種植出口蔬菜的農民正變得要靠收入來從別處購買食物(第二章)。雖然從事旅遊業的人能從遊客身上賺錢,但他們的日子也會因遊客的驟然減少變得十分困難(第五章)。
 
由於自己自足能力的降低,不論是不是農民,伊富高人需要增加收入才能滿足生活開支。而增加收入的機制卻極其依賴於外部資源,比如化肥、飼料、遊客等。一些伊富高人正變得無產化,而同時,又有一些擁有土地和資本僱傭工人打工務農的人正變成資本家(第四章第五章)。這些變化都反映出社會階層開始分化,隨之而來的,就是現在蔓延全球的資本主義經濟發展 (Wood, 1998)。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發展主義(developmentalism)成為世界的主題(Truman, 1949)。在許多發展中國家(developing countries),增加農民的人均收入成了農業發展的目的Johnston and Southworth, 1967; Staatz and Eicher, 1998)。其可行性建基於外來的向出口型農業生產的資本投資能幫助一國發展的資本主義理念Sachs, 2006)。
 
雖然許多發展中國家的物質生活水平絕對上有所提升,有研究發現通過出口初級產品再進口深加工的產品,這些國家相對於發達國家的經濟正在退化(Harvey et al., 2010; Singer, 1950)。與此同時,不斷加深的全球化及其帶來的產業鏈整合延伸有可能引起發展中國家的各種社會問題Byerlee et al., 2009)。在總結了日本的經驗後,研究者祖田認為在自由貿易而非基於地區差異的邏輯下,農業的改變可能在相關區域引起嚴重的問題,甚至會影響當地人的生存 (Soda, 2006。而且,就算在一國之內,資本主義經濟也會不斷拉大貧富差距(Piketty et al., 2014)。
 
因此,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問題在於它無可避免地拉大貧富的差距,影響著個人與國家。同時,這樣的影響還會延伸到經濟以外的領域,比如社會和環境。
 

7.2        社會變化

 
上述的資本主義經濟變化得以運作,靠的是一套依據最大化享受且減輕艱苦的功利主義原則。儘管明知加工食品和速凍食品並不健康,伊富高人仍然因為這些食物方便而美味趨之若鶩(第二章);需要付出經濟犧牲且帶有禁忌享樂的宗教儀式正被“方便簡單”的基督教祈禱取代(第三章); 伊富高的年輕人也更傾向於選擇像導遊一般不耗勞力的工作和悠閒的網絡遊戲和網絡聊天等愛好(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
 
儘管關於享樂主義的討論具有爭議性且涉及哲學,還有是聲音認為物質上的享樂主義能使人蒙蔽內心[1] (圖 53), 把人置於“享樂跑步機”[2]上,而使人非人性化,特別是當人的價值取決於其所享受的物質條件的時候(Adas, 1990)。在日本經濟高速增長期後,在1970年至2000年,有調查發現將追求精神上的滿足置於物質追求的人比例(從40%到60%)顯著上升Japanese Satoyama Satoumi Assessment, 2010)。當然,有人也可以詭辯說這種對精神追求的認識來源於物質上的滿足,但在毫無現代科技的晉朝,就曾有詩人陶淵明[3]對“得酒莫苟辭”的享樂主義作出回應。在詩[4]中,他寫道:“立善有遺愛,胡可不自竭?酒云能消憂,方此詎不劣。
圖 53: 漫畫中一人向友人炫耀其新的錢包,遭友人反詰問是否把錢都花在買錢包上了 (來源: endlessorigami.com)
 
從這種在生活中奉行享樂主義意識形態發展而來的是個人主義。傳統的伊富高宗教正因為人們不再願意分擔提供食物和組織的責任而變得昂貴。隨著強調群體合作的傳統宗教日漸消亡第三章,伊富高的農民不再依循協同的農事時歷,而依個人考慮安排農事(第二章)。與此同時,旅遊業又使社群各成員相互競爭誘發緊張的關係(第五章)。年輕人也越來越只關心自己直系的家人而對家族漠不關心(第六章)。
 
政治研究者福山曾對類似的個人主義在西方社會的興起作出分析。他認為“[個人主義的興起]造成了犯罪率的上升和社會混亂,作為社會凝聚力的家庭和親緣關係也日漸疏遠,社會互信也有所減少”(Fukuyama, 1999:60)。這種個人主義和享樂主義的聯合增強了零和遊戲的政治意識。在這種意識下,個人或社群的利益僅取決於物質上的享受,因此一場對自然資源的掠奪遊戲正式開始,造成環境的改變。雖然起源於西方的自由主義聲稱個體的行動只要不損害他人利益就不應受阻(Mill, 1966),但可以認為,涉及消耗自然資源的任何行為從根本上說都無可避免地會對他人造成影響。況且,那些連基本生活需求都難以達到的人會被認為僅僅是不夠努力,因此對與社會上的不幸難有理解和同情。人們的怨恨不斷積累直至發生強烈的暴力衝突
 

7.3        環境改變

 
許多上述的經濟和社會變化對自然環境也有影響。在伊富高,水稻產量的提升取決於化肥的施用量的增加第二章,而這些化學合成的肥料的製造過程又都是依靠使用後會排放溫室氣體的化石燃料提供能源。而比起傳統的伊富高木屋,新式水泥鋼筋結構的屋子(第六章)從材料的製造到起居打理也需要消耗更多的能源。除此,當前的生活習慣也比起傳統生活造成了更多的污染,比如農藥的使用將土生的田螺消滅(第二章)和包裝食品的垃圾佈滿河流(第六章)。
 
如此的環境惡化會造成什麼結果不難從歷史中了解到。在分析了四大河流文明(古埃及、美索不達米亞、古印度和古中國)衰亡的原因時,歷史學家總結到環境變化是重大原因之一(Sivers et al., 2011。他們認為隨著技術研發從生產為目的向社會上層享樂為目的的過程,緩慢但不斷積累的環境惡化就是“壓死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
 
然而,今天的人們並沒有從這樣的歷史中得到什麼教訓。那些緩慢但不斷積累的環境惡化在今天正在發生,正如科學家們對環境變化(Parmesan and Yohe, 2003)、生物多樣性減少(Cardinale et al., 2012和土壤退化(Blaikie, 1985)的警告一樣。諷刺的是,今天 科技開發的重點似乎也同樣在於讓人們更享受生活而非保護環境。任何源於自然界的負反饋,比如疾病和農業蟲害,都被“治標不治本”(Read et al., 2011地屏蔽了,反而加重了潛在的“病因”。同樣的,一些大範圍的環境改變問題被直接忽視,只因為採取任何措施都將“造成巨大的開支而沒有效率”。
 
也許,從上述對經濟、社會和環境變化中存在問題的分析我們可以逐漸明白,問題預防和根源上的解決需要建基於一個可持續的文化(Holthaus, 2012; Japanese Satoyama Satoumi Assessment, 2010; Soda, 2006)。
 

7.4        社群合作

 
與上述不過半世紀卻已造成諸多問題的世界發展潮流不同,伊富高文明以存世至少三個世紀(起碼比梯田的歷史更長)甚至更長。儘管可能有人會反駁認為伊富高人正融入現代文化的現象表明了伊富高文化劣於現代文化,對我來說,一個文化的穩定而漫長歷史是其更具價值的更有力證明。
 
其中一個伊富高受訪人普遍認為具有價值的文化傳統是其社區合作(bayanihan)。根據一位受訪人所說,“我們的文化有一種幫助有需要的人的特徵。比如說,當一個人需要幫助時,他可以請一些人來[幹活],他只需要提供食物就可以了”(GW1)。同時,“這樣的援助是志願的。大家會來幫忙準備木材、提供別的東西,甚至那口大鍋。這些都是志願的。就算你不提出,大家也會來幫忙。互相幫助就是我們的文化”(BW18)。除了在一些事情上出力,伊富高人也會為了有需要的人提供物資。一位受訪人說:“在伊富高,要是你家裡有什麼人餓肚子、無家可歸或乞討是件頗讓人羞恥的事。所以這裡的人們都照顧好自己的家族,也為能給家族提供什麼感到榮幸”(VI9)。一位農民跟我說過一番看似矛盾的話,他說:“[就算價錢再高]也不要把自家的米賣掉,那是神靈的恩賜。但要是你有足夠的米,可以將它分給有需要的人”(RF4)。
 
這種樂於助人的精神有時蔓延成一種普世的愛。“伊富高社會的基本單元是家庭,但並不是像菲律賓人定義一樣的父母和小孩組成家庭。對於伊富高人來說,家庭有更廣泛的成員,所以我更傾向於使用人類學裡的‘血緣族群’,它包括直系的家庭、堂表兄弟姐妹,直至整個村落”(KE8)。因此,對於一些受訪人來說,“這樣的價值觀就是為什麼伊富高社會能持續那麼長的原因,因為你愛戴你的親人,你不會去殺害別人因為你視他們為親,你也不會去從什麼人身上偷東西因為你視他們為親”(GW7)。另一位受訪人提出:“伊富高文化重要的一部分是做一個知禮正直而善良的像人的人,你應該對別的人類同樣友好而且負責”(RF6)。
 
注重合作和協助的價值觀盛行於許多熱帶和亞熱帶國家。不少研究揭示形成這樣的價值觀在協調繁重的活動和適應氣候環境上對社群有利[5] (Madangeng et al., 2015; Talhelm et al., 2014; Tetsuro and Bownas, 1961)。
 
這種注重社群合作的價值觀之所以在今天的世界仍有價值,原因在於它能削弱人的價值和生活的意義取決於物質享受的資本主義價值觀。與之不同的是,社群合作的價值觀注重分享與被分享時人們非排他的、可共有的精神收穫。由此,社會的不幸能在任何暴力衝突發生之前得到緩解,使得整個人類得以合眾力而為一。同時,通過分享單位物質產生的附加精神收穫,人類的福祉將不再線性地依賴於自然資源。所以,由於過度開採自然資源造成的環境惡化問題可以籍人類集體避免對環境擾亂[6]得以避免,但卻同時增加人們的福祉。
 
除了促進上述需要人類集體行動的問題之解決,注重群體合作的價值觀還有潛力締造全新的世界格局。歷史上,世襲制中的政治權力代際繼承造成了封建社會中農奴的問題。這問題之所以得以解決,是通過將政治權力回歸至社群的每一個人。由此,“人生而平等”的觀念成為共識。然而,今天的人可能會對農奴認為政治世襲理所當然的認識感到詫異且難以理解,我們似乎對經濟權力的世襲和民族主義同樣感到不容置疑。但難道經濟權力的世襲和民族主義不正是貧富差距和戰爭的原因嗎?籍由“人類社群同我”的精神,物質享受不再是生活的單一考量,因此能與他人和他人的後代分享。同理,由於自然資源在地理空間上的不均勻分佈,人們將有權自由的移居以使跨地域的平衡的生活水平得以實現。
 

7.5        人與自然之和諧

 
傳統的伊富高人明白其農業活動的可持續性具有重要意義。這點在其傳統宗教中不難發現。從宗教上,一位受訪人解釋說:“人們相信家禽是神靈的恩賜,所以他們會在進食前感激神靈並先將食物獻給他們”(KE10)。而拋開宗教上看,一位受訪人在分析一個傳統上被神化的現像後對蒙巴奇禁止人們在收穫水稻後吃土生田螺的做法解釋說:“仔細想來,這是因為那段時期正好是田螺的下卵期。所以就算田裡有很多田螺,我們也不去抓來吃”(KE05)。
 
伊富高人對可持續農業之重要性的認識進而演化成了一種對人與自然關係的獨特理解。一位受訪人解釋說:“要是我們分析典型的伊富高生活方式,納悶我們就必須要採取一個哲學而非物質的角度”(KE8)。 因此許多伊富高的農民雖然並不富有,他們也不“在經濟上依靠梯田,只是依靠那裡的食物。他們不想犧牲肥沃的土壤去換取更多的收入”(RF8)。對於他們,和很多別的伊富高人,“[自然的價值]是精神的,而非經濟的”(KE1)。所以,“土地是伊富高人一生中重要的部分,他們會竭盡所有來保留和保護土地。我們是與土地連接在一起的,我們珍視土地”(GW2)。這種關係甚至將大自然置於超越客觀物質存在的層面。一位受訪人說:“自然環境不只是木材的來源,也不是金子或別的物質的來源,她是我們的兄弟,是姐妹。你必須和她和諧地合作,而不是去榨取”(KE8)。
 
自然對人類收集諸如燃料和食物等可消費初級能源和物資的活動至關重要,而農業是人類和自然最緊密最重要的連接。伊富高人懂得農業的活動在滿足人類生存的同時卻也不可避免地影響著人類賴以生存的自然環境。儘管今天的農業生產高度專業而技術化,人類為初級能源與資源依存於自然的關係並沒有改變。 因此,生產為了生存和生產同時影響生存的矛盾依然存在。繼續或生產不足或影響環境的爭論已是犬儒的做法,真正需要做的或許應該是讓人們對於一切食物,甚至是一切我們正使用的資源,重新建立認識,意識到它們的價值遠高於價格標籤上的數字,而更應包含直接的成本(如對環境的影響和那些生產過程中工人的公正的薪酬)和間接的機會成本(生產所需的資源用於別處可產生的更高價值之差別)。
 
除了生產,農業也涉及需求和分配,在這點上當下的困難在於現代人似乎以為他們的生活能獨自於大自然。一個由那些對瞭解農業生產的奇蹟和艱難的人組成的集體,自然不會懂得他們正耗費的資源的真正價值,也不會珍惜別人任何生產所得。伊富高講求的人與自然和諧的關係將人類社會的道德範疇延伸至物種之外。連同伊富高社群合作的價值觀,人們的福祉甚至可以通過“與大自然分享”得到提升,即捨棄物質消費的知足常樂的人生觀。
 
中國學者梁漱溟[7]就人類生命提出三個重要的關係問題:人與物的關係;人與人的關係;以及人與人心的關係(Liang and Alitto, 2013)。伊富高文化的兩層價值體系,注重社群合作和人與自然和諧共處的價值觀,解決的雖然是人與人的關係和人與物的關係,但其實,因為價值觀反映的是人精神和良知上對行為的價值與意義判斷,伊富高的價值體系更是人與人心之關係具體表現。我相信伊富高所有的文化內涵,從和諧的農業生產(人與物的關係),到互助互愛的社群關係(人與人的關係)都是起源於這種人對自我內心的認識。也因此,儘管表徵上的習俗可能存在差異,這樣的價值體系同樣適用於非伊富高的社會之中。在一次訪問結束前,當被問到一些關於採訪內容的最後感想時,一位伊富高農民說:“我們能在這世上生存的唯一途徑就是愛她,愛同為人類的人,擁有平和的內心並與他人分享你所擁有的東西”(RF4)。
 

[1] 這裡指的是認為個人享受及等同於個人幸福的想法。
[2] 一個物質享受或體驗帶來的幸福感往往難以持續,因此會促成對下一個享受或體驗的欲求,其造成的結果是恆常大起大落的幸福與不幸。
[3] 詩人陶淵明(公元365至427年)。
[4] 這首組詩《形影神》可見於附件E
[5] 傳統美國加州農業在這方面的體現可見於附件B
[6] 在原子彈爆發後的1945年,科學家愛因斯坦就曾警告說:“人類文明,甚至是整個人類物種最終得以獲得拯救的不二法則就是創建一個建基於法律的安全的世界政府”(Einstein, 2007)。而就在最近, 2016年12月,科學家斯蒂芬霍金也警告說:“現在最讓人擔心的是比起歷史上任何一個時期,現在人類都更需要合作……我們處於人類發展最危險的時刻……現在我們只有一個星球,我們需要共同努力保護好她。要合作,我們需要打破而非增加國與國間的隔閡”(Hawking, 2016)。
[7] 梁漱溟(1983-1988)是一位重建鄉村運動的領導者,也被認為是“最後的儒家”。